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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奉献越划不来，当内地和山区的差距不断扩大，期望慢慢地落空，激情逐渐地减退，代之以一种失败者的灰色情绪笼罩了他们。
森工今非昔比，已经出现了“双危”（森林资源危机,企业经济危困）的迹象，便开始执行“双退”政策，男满46岁，女满40岁，因病不能坚持高海拔林区工作的，经本人申请，可以批准退休，年龄不够，工龄满10年的，可以批准退职。母亲40岁就作为家属工从五七社退休了，也只有很少的一点生活费。
父亲说：成龙成虎是自己的努力，也是各人的造化。父母的能力也就这么大了，能养活你们就非常不错了。
如果说若干年前，在高原林区工作，工资高，福利待遇好，成为人们艳羡的职业，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如今森工走上下坡路。可伐林的急剧减少，国家的计划相应调减，洪水、泥石流、干旱等自然灾害的频发，有人把这一切账都算在了数十年森工发展的历史上。
曾经有很多政策，比如在高原工作十五年父母身边无人照顾可以申请调回内地，也可以干部交流，但要操作成功，非一般关系不能成功。有的人好不容易调出去了，发现竟然还不如在山里，何况拖儿带母一大堆，你到哪里都是生活不易，便申请又调了回来。人们从愤怒到沮丧到麻木，成为一种常态，但人只要一息尚存，梦想仍在，于是所有的目光便汇聚到下一代身上，口口声声说一切是为了我们的成长，我们便责无旁贷地成为他们梦想的寄托。
花花说：男的读书是为了挣钱养家，女的读书是为了教孩子。但我不是，我要工作。
花花的想法父母表示理解，这理解背后其实是认同。现在普及义务教育，读书的古锦人越来越多，参加工作的也多了起来，政策导向下的本地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
那年代，能考上中专的都是学校里成绩最好的，可以成为短平快的国家干部。考不上中专的才上高中，读大学。
姐姐读书很努力，也很争气，考上了中专，毕业后，却分配到古锦县最偏僻的科山乡当农技员，记得是父亲骑自行车送姐姐去科山乡上班。我看见自行车上除了搭人，还有被盖卷、一口红漆箱子和一些锅碗瓢盆，很好地打捆码在自行车上，那就是一个会动的集装箱了。
父亲回来以后，不停地长吁短叹：科山乡那是啥鬼地方哦，翻一座山又一座山，路也就是个毛毛路，一个弯又一个弯，除了拉木头的车子，鬼影都见不到一个，老子都没有到过那里！乡上的房子还是森工工段上留下来的板板房，木板薄得一拳能打个窟窿。乡上的工作人员没什么事情，除了喝酒就是打牌。唉！
父亲想过很多办法，也找过很多人，都没能把姐姐分配到县城。县城的岗位被一些关系户占据了，而且多数还是招工招干的，正宗的中专毕业却分到了乡下，这让人忿忿不平，却也无可奈何。
不过，好歹能自食其力，是国家干部了，大不了以后送点烟酒，让当官的研究研究，争取早日调回县城。妈妈倒是很乐观。
姐姐此后很难得回来一次，基本上要坐拉木头的车子，回家都是蓬头垢面的，急匆匆地洗个澡，然后到市场上买一大堆菜，又坐拉木头的车回乡下了。
这就是现实，可怜的姐姐。我一下子对考上中专工作失去了兴趣，姐姐上班的地方我也从来没有去过。
进入初中二年级，我的个子突然长了一长截，比花花个子高出不少，原来打打闹闹，花花还可以戏谑我，现在则是我可以轻松地制服花花了。这让花花大为惊奇，那眼光从俯视、平视到仰视，我则恰恰相反。
我和花花开始分床睡了，花花也开始写一本带锁的日记本。我们都清楚，性别的不同，让我们的身体已经有了变化，已经长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