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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空有贵族之名，而无有贵族的尊严人格，至于贵族的不慕虚名，容忍，谦卑，仁义为怀，腼腆，不屑与暴发户计较，更羞与之为伍的风骨，他们简直连一丝一毫都不具备，他们不过是一帮见利忘义的奴才和刚愎自用的奴隶主而已。
自此以后，流氓们的阴谋诡计，谄媚逢迎，耍尽手段代替了贵族的好整以暇和不凌孤寡，不做趁人之危之宵小的高企骄傲。
我们来回顾一下三千年的贵族之风是如何渐渐湮灭的，来梳理一下贵族是如何在这个自称文明的国度里最终沉沦的。
因为贵族之风的湮灭，贵族的灭亡，本来和武林息息相关，这种堕落和蜕变，就像是江湖从墨翟，柳展雄，诸葛青阳的武林变成东方不败，岳不群，左冷禅，上官金虹们的江湖的沉沦一样，这种沉沦与沦落，沉痛而沉重。
姬姓异族，周室本来的敌人，商汤的子孙宋襄公不肯战争的古典道义被毁灭，坚持不对未曾过河的敌军击其中流，因为那样做，不是骑士风度，更殊少贵族风义，就算是能战胜敌人，也是胜之不武，在贵族的传统里，那是一种令人嗤之以鼻的无耻。
因此他败在自己的坚守和固执，成了敌人嘲讽的纸上谈兵最早的雏形，千年以来，在聪明和文明人的眼中，这种坚守贵族操守的光明磊落，成为弱智和白痴的典型。
坚守贵族风骨的夫差，虽然偶有颟顸不智，但那都是贵族的进取之心，他对敌人网开一面，不屠灭对手，不绝人宗嗣，这本是春秋时代诸侯的仁义常态。
齐桓公不倚强凌弱，馈赠送别自己的燕候五十里土地，那是他信守诸侯不出国境的周室律法；晋文公面对强敌退避三舍，那是还报对方的恩德；楚庄王不灭郑国，是因为国君郑襄公可以屈膝下人，善待百姓，有不亡之德，有可嘉之风。
只是吴王夫差的仁义之心，宽厚美德并未换来敌人的感恩戴德，而是算计和狡诈。
面对昔日手下败将——阴鸷奸诈的勾践的反攻倒算后的小人得志和自得意满后的故施仁义的羞辱，他以诚破伪：孤老矣，不能事君王也。吾悔不用子胥之言，自令陷此。
他绝不肯与敌人的卑劣人格相比并，他更不会模仿曾经那样惺惺作态，谦恭虔诚却内怀奸诈的敌人，他绝不会降低人格以自侮，他临终终自悔悟，以霸主之尊，具莫大勇气承认和直面自己的刚愎自用和用人不察。
这种高贵人格，这种贵族的胸襟气度，这种死之将至的豪迈和自省，岂能是那些嘲讽他昏庸和妇人之仁的心底阴险的家伙们所能理解的？岂能是那些喜欢以赶尽杀绝消灭对手的侩子手和屠夫们所能知晓的呢？又岂能是那些将天下万民的性命和命运与自己的老迈衰朽，奔赴深渊的昏庸绑缚在一起的暴君们所能比拟呢？
那些流氓皇帝，毫无自知之明，更不畏惧天命，一生暴戾恣睢，谎话连篇，以残民以逞为能事，从不会忏悔和愧疚。
他们六亲不认，为了成就自己的大业，连父老都可以看着被烹煮，为了苟活性命，连妻子儿女都可以一脚踢下车，为了成全自己的皇帝梦，他们甚至可以向胡虏称臣做子，甘心美味的做汉奸国贼，还要在史书上百般辩解自己的忍辱负重，或者有的干脆就接受鞑子的恩助，做祸国殃民，自掘祖上坟墓的真正数典忘祖的狗贼。
他们有奶便是娘，可不讲究什么宽厚仁德，他们嘲讽宽厚仁德乃是妇人之仁，不够男子汉，事实上，男子汉有睚眦必报，小肚鸡肠，秋后算账的么？
这些流氓皇帝君王临终的时候，非但不如暴君汉武帝，狂妄自大的鞑子皇帝乾隆下罪己诏内以愧疚自省（罪己诏虽然不能表示他们对自己的好大喜功，穷兵黩武，耗尽天下民力奉养自己的穷奢极欲以及用尽权谋，卑劣手段无所不用其极的忏悔和深自悔悟，但是总是还能做出个敬畏天命的表象），相反他们都把自己的地位抬到了上帝之上。
这些人，当然就是临终感叹“好头颅，谁当斫之”自暴自弃的隋炀帝，还有气急败坏，总以为刁民奸臣害朕，误朕的崇祯们，这些家伙也只配的上一个屠夫的名号，与只会板斧砍人头的黑旋风李逵一个德行，夫差比他们岂不是强过太多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