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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独立自主一（第1页）

实际，事变之后老蒋和张、杨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日子也都不好过。

双方都期待尽可能早的达成协议，和平解决。

对于老蒋来说，先是两广事变，接着就是西北的两次军事行动，随后又是绥远抗战，接着又是西安事变，竟是没个消停的时候！

而且华北方面的宋哲元、韩复榘也有脱离南京控制的苗头。

这迫使老蒋使出浑身解数来应对来自方方面面的冲击。

为了震慑其他蠢蠢欲动的地方势力，老蒋对西安方面必须摆出以强硬手段来解决西安事变的姿态，逼张、杨低头以维护其中央权威。

但老蒋也清楚，凡事要适可而止，一旦把张、杨真给逼急了，双方兵戎相见，那很可能会牵一发而动全身，造成一系列对南京当局不利的反应。

甚至在西北、桂系、，以及日本等中外势力的参与下，南京政府就此垮台也说不定。

这样大的风险老蒋是绝对不能冒的。

而对张、杨来说，老蒋的强硬姿态和国内各界对两人勾结与南京对抗的指责是他们此前所没有想到的。

两人原本想参照两广事变，通过高举抗日旗帜以争取国内民众的同情，先与南京对抗再谋求和平解决的方式来化解两部夹在老蒋和间的尴尬局面，也希望通过这次事变能使陕西乃至国内的形势有所缓和，却不料因拉加入而造成现在这样的后果。

的加入不但没有使事变获得苏联的支持，反而起到了相反效果，除了老蒋和国人指责，连苏联也称事变是在为日本帝国主义张目，这是张、杨所始料未及的。

态度的变化以及减少黄河西岸兵力的举动更是给张、杨两人兜头泼了一盆冷水。

国人之所以不认同张、杨与联合对抗南京，却30年代中前期所奉行政策导致的必然结果。

九?一八之后，国内抗日情绪开始高涨的时候，却奉莫斯科指令于31年11月份在山沟里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与南京当局对峙；一?二八事变发生后，南京当局准备调兵去海，却发起了漳州战役，牵制了原定去海的兵力；长城抗战刚结束，就鼓动冯玉祥在察哈尔搞出了个“抗日同盟军”

，还同伪蒙军李守信部闹了一出双簧，以“收复多伦”

的大捷来做虚假宣传。

35年秋被撵到陕北，该消停点了？可却又在人民军消灭入疆苏军、收复蒙西的事情说了不少过头话，甚至还有人再次喊出了“武装保卫苏联”

的口号。

有这种种前科在，加南京当局的宣传，以及西北方面的抨击，此时的在大多数国人心目中是以“带路党”

的形象存在的。

当然，“带路党”

这个词也是源自于西北与就抗击苏军、收复蒙西等事件的互相攻讦，是源自于赵振中之口。

事实，在30年代中前期国人大多对不感冒，这从冯玉祥组织察哈尔同盟军一事的结局就能看出一、二。

在“收复”

多伦后，冯玉祥等人大肆宣扬，甚至一度宣称要反击收复东北四省。

就在冯玉祥意气风发的时候，老蒋却得知冯部中有宣侠父等人士在公开活动，并且还通过外蒙与苏联暗中勾结。

消息披露出来后，冯玉祥被迫重回泰山，而老蒋则决定武力解决冯部。

当北平何应钦主持清肃察哈尔同盟军时，国人因不明真相曾对南京当局多有抨击。

但当同盟军不去与日本争锋，反而在方振武、吉鸿昌等人带领下打出反蒋大旗，并向北平攻击前进时，除了少数站在立场的左翼报刊外，绝大多数报纸、电台哪怕不认同南京当局的做法，却也没有开口反对。

前车之鉴已是如此，张、杨二人重蹈覆辙也就不怎么奇怪。

特别是现在的西安事变没有扣押老蒋的戏码，也就没有南京方面“武力讨伐”

与否的争论，以及因此而造成的分裂。

张、杨二人也就没有更多余地。

靠不住，去西北联系的又迟迟没有回音，杨虎城麾下出现不稳迹象，而老蒋又姿态强硬，张、杨两人可真的是压力山大。

张、杨发动事变的目的固然有其个人野望，但却也不想再被老蒋当刀使，不愿两部将士被投入内战战场白白消耗，若是因事变引发陕西乃至西北战乱，让日本人有机可趁，那就与两人的初衷相违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