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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来讲，在处理这些重大问题上，安重诲过大于功。
比如在两浙钱镠问题上，“绝钱镠”成为安重诲的死罪之一；再比如两川问题，趁热打铁回顾一下，安重诲在两川问题上的处置方法非常典型，他不顾客观事实，强行推进两川之战，使得朝廷损失惨重，所以“逼反两川”成为他的另一项死罪。
李嗣源的朝廷非常弱势，无论是政治、军事、经济，全方位无死角地弱势，所以李嗣源处处表现出了妥协与退让，略显懦弱。而安重诲却与之形成鲜明对比，像一个口嗨的键盘侠，如果只是口嗨，也就罢了，但他真的付诸实践，毁国无穷。
安重诲就是一个“爱国贼”的鲜活案例。有时候，我们的隐忍不是懦弱，而是韬光养晦，不是不报，只是时机未到。
安重诲唯一一次的“鸽派”，是在处理淮南问题时。当时徐知诰为了稳定内政，而诈称要献国归降，举淮南之地向中原称臣，希望得到安重诲的诚意。安重诲被成功忽悠到，以一条价值连城的玉带作为信物，赠予徐知诰，并劝李嗣源不要武力干涉淮南内政，安心等他投降。
徐知诰欺骗了安重诲的感情。
安重诲好不容易“鸽派”一次，竟遭如此戏弄，于是大发雷霆，极力教唆李嗣源对淮南动武，幸亏李嗣源明智，没有听从。而安重诲对淮南深深的敌视，也成为他的另一项死罪的来源。
其实这些死罪的控诉，都不是李嗣源处死安重诲的真正原因，而是借口。
安重诲跌落神坛，是因他树敌太多。他性格耿直而刚烈，眼里不揉沙子，其实可以成为一名优秀的纪检委领导。然而随着他权势的快速增长，难免会压制不住心魔，德不配位，为公的同时也谋私。
而真正导致他身败名裂的直接原因，是他卷入了一场最凶险的政治斗争，触碰了任何一个统治者都不容触碰的底线——立储。这里的水太深，他把握不住。
自李嗣源登基之后，短短几年之内，安重诲党同伐异，在排斥异己的道路上毫不手软，令人生畏：
1，豆卢革、韦说
此二人是前朝（庄宗李存勖）宰相，废物点心、马屁精，无所建树，一朝天子一朝臣，拿掉这二人，倒也无可厚非。只不过安重诲的手段有些残忍，当时，两位前朝宰相已经获罪，被剥夺了一切官职，在家养老退休，永远地退出了政治舞台，已经不再对安重诲构成威胁，但安重诲仍要赶尽杀绝，追究二人在荆南问题上的失误，赐死。
2，任圜
因与安重诲政见不同而遭排挤，同样是被剥夺一切实权，在家退休养老，而安重诲也诬告他密结朱守殷，赐死。
这三位前朝高级官员的含冤而死，特别是任圜的死，让安重诲的形象一落千丈，有识之士纷纷指责他气量狭窄、公报私仇、赶尽杀绝、毫无人性。连安重诲自己都觉得有些过分，但即便自责，也要这么做。
安重诲在立国之初就为自己打造了一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恐怖人设。